我可以不喜歡奥運會嗎？[轉載]

　　聽聽不同的聲音。

我可以不喜歡奥運會嗎？
余傑

在離奧運會開幕還有一個月的時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國保大隊的趙隊長和幾名便衣警察來找我，詢問我對奧運的看法。我與國保大隊這個特殊的機構打過很多次交道了，他們就是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的克格勃，他們處於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時候，他們非常粗暴蠻橫，曾經在一次審問中威脅我說，要製造一起車禍讓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而且讓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來；有時候，他們又顯得彬彬有禮，甚至裝扮出一副非常關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樣來──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訴他們說，我對奧運沒有興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我不會去觀看任何一場比賽，也不會參加任何與奧運有關的活動。首先，無論奧運會在任何地方舉辦，我都不喜歡，在我看來，國際奧委會是一個最為腐敗的國際組織，奧運會中層出不窮的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醜聞，也使得此種現代體育比賽變成了對運動員身體的戕害，體育活動的高度商業化也背離了古典奧運的精神。

其次，奧運不宜在北京舉辦，北京根本不具備那樣的環境和條件，中國如果有錢的話，不妨用到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費巨資建造龐大的體育場館來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會激烈地反對奧運會，或者特意要利用奧運會來表達我的政治見解。我不同意那些號召杯葛奧運會的意見，這些意見只有在七年前投票決定哪個城市舉辦奧運會的時候才有意義。國際奧委會已經作出了決定之後，再來談抵制，已經太遲了。而且，倘若讓死愛面子的中共當局因為遭到抵制而惱羞成怒的話，中國的人權狀況很可能出現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對奧運會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九個字──「不支持、不反對、不喜歡」。我當然有不喜歡奧運會的權利，儘管我的這一觀點不可能發表在中國的任何媒體上──中國的媒體上全部都是中國人民如何快快樂樂地迎接奧運會的新聞報道，可惜沒有多少笑容是真實的。

聽了我的一番看法，趙隊長說，他不會與我討論政治問題，這不是他的工作範疇，但他要給我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建議」，他娓娓動聽地說：「上級命令，我們在奧運期間為你提供一個『便民服務』，你出門的時候可以乘坐我們的車。奧運期間車輛出行實行單雙號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價格又這麼貴，我們的這種服務可以讓你隨時都能出門，還節省了汽油，豈不一舉兩得？你坐我們的車，也能讓你出行的時候更加安全。」他說這段話的時候，特意強調了「安全」這個最後的詞語。在這個詞語的背後，他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們的車出門的話，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沒有辦法拒絕他們的這一「建議」，儘管這是一種變相的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願與這些執行命令的特務們產生直接的衝突，如果衝突升級的話，我有可能被他們堵在家中，連出去的自由也沒有了。果然，從7月30日開始，便衣警察們便在我家門口「站崗」了。他們在我家樓下的一間小屋裡設置了一個小小的「指揮中心」，從分局來的國保平時便在裡面休息。他們命令小區物業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們僱傭來的小青年，一天24小時輪班站在我的家門口。每當我出門的時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裡去匯報。於是，在裡面休息的兩名國保人員立即趕出來，詢問我要去什麼地方，並立即啟動他們的車輛，客客氣氣地請我進去乘坐。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費出租車」的服務。我和妻子去超市購買食品和日用品的時候，他們也慇勤地送我們去，甚至還會幫我們搬運物品。這大概就是那些有專職司機和僕人的大公司的老闆們所獲得的待遇吧。平時，即便我不外出，僅僅是傍晚的時候在小區裡散一會兒步，保安和小青年兩人也寸步不離地跟著我，毫不掩飾他們「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質。當我回頭定睛注視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又假裝扭頭到另一邊去了。

其實，我的遭遇在異議人士中還算好的了。對於不同的人，當局採取不同的方式來對待。比如大量的上訪民眾、房屋被強迫拆遷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強迫他們離開北京，以避免他們「干擾」奧運會的順利召開。「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區居住，當局還不放心，硬是讓兩位老人離開北京「旅遊」去了。還有一些長期從事人權案件的律師，被特務們強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繼續他們的工作。還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會中的成員，因從事維權活動長期受到警察的騷擾。這一次，派出所的所長「好心」地對他說，他們給他找了一份一個月可以收入兩千元的臨時工作──胳膊上戴上紅袖章、充當社區「治安員」。看來，他們是軟硬兼施，威脅與收買並用。

奧運會傷害的不僅是我的人權和自由，警察們也很可憐。在車上，我與這些警察聊天的時候，發現他們心底裡也不喜歡奧運會，對於奧運的召開，他們也沒有多少喜悅之情。為了奧運會的緣故，他們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斷地進行各種演練。他們已經有許多個週末都不能休假、不能與家人團聚了。對於監視我的這種工作，他們也並沒有感到有多麼光榮和神聖，只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覆向我解釋說：「我們也不願這樣做，我們只是端了這碗飯，我們儘量不打攪你的正常生活。」他們還埋怨說，他們的工資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幣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門的警察那樣，有許多看不見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幾乎屬於貧民階層了。

即便如此，對我的監視行動仍然花費不菲。在辦公室內監視我的國保，以兩人一班、每日三班計算，共需要六人；在門口監視我的保安及僱傭的青年人，也以兩人一班、每日三班計算，共需要六人。這樣，奉命監視我的人數便達到了12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資平均三千元人民幣計算，僅薪水一項，一個月便需要支出36,600元人民幣。再加上一輛隨時待命的汽車的費用，一個月的開支為大約為四千元人民幣。這樣，為了監視我一個文弱書生，多達四萬元的財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這樣的異見人士有數十人之多，單單這一項開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災區的學校呢？然而，當局對於財務的支出方式，有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思路，國家財產便是黨產，秘密警察的開支從來沒有在全國人大上審議過。因此，他們花起納稅人的錢來，不會像我這樣的納稅人一樣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當中國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確實有很多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興高采烈，自發地走上街頭慶祝。其中，也包括後來積極關注艾滋病和人權問題的胡佳，當時胡佳甚至為中國取得了奧運會的舉辦權而流下了眼淚。然而，八年之後，胡佳卻因為從事人權活動而被捕入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被判刑三年，在獄中健康狀況亦急劇惡化。當年，北京舉辦亞運會的時候，少年胡佳高高興興地去充當志願者；如今，北京舉辦更為盛大的奧運會的時候，青年胡佳卻身陷牢獄，再也不能成為志願者中的一員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對於奧運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愈來愈大的困擾感到不滿。街上處處是荷槍實彈的士兵，甚至連導彈也被安置在鳥巢門口。地鐵裡的安全檢查與機場一樣嚴格，類似的檢查已經擴展到公共汽車上，拒絕被檢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絕乘坐公共汽車。北京已經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個城市陷入風聲鶴唳之中，只有1989年「6．4」中共軍隊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之後的那幾個月，處於「戒嚴」狀態的北京，才有類似的恐怖氣氛。當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親手製造恐怖氣氛。於是，許多北京人乾脆以離開北京、到外地旅遊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奧運會的疏離與不滿。他們說，奧運已經變成了「厄運」，所以他們不得不「避孕（運）」。這是一種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當局聲稱，支持奧運會便是一種愛國行為。當北京的三座公園被宣佈為奧運期間民眾抗議遊行抗議的「特別區域」之後，中國的保釣組織提出了反日遊行的申請──前來出席奧運會開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於節約的考慮，將乘坐軍機來北京。這是二戰之後日本軍機第一次飛抵中國。對於某些自尊心極其敏感的愛國憤青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於是，他們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舉行反日遊行──來「愛國」。但是，當局迅速駁回了他們的申請，並施加壓力讓這些人在奧運期間離開北京。一個荒唐的結果出現了：為了奧運，連「愛國」的權利也被徹底剝奪了。

奧運會沒有那麼重要，我從來沒有樂觀到期望奧運會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轉折點的地步。與昔日韓國首爾奧運會不同，首爾奧運會確實成為韓國民主化進程的催化劑，但當時韓國國民的民主素養的提升、韓國的民間社會的發育以及長期堅持不懈的學生運動的抗爭，本身便已經到了一個突破口，奧運會只是碰巧成為了壓垮軍政權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國，各方面的條件都還遠遠比不上當年的韓國，也許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的積累與變化，才會出現民主化「破題」的局面。

在奧運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辦奧運會，像中國這樣如履薄冰的。這是第一個不允許人不喜歡的奧運會。這是第一個主角不是運動員，而是警察與軍隊的奧運會。便是當年納粹德國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也沒有到如此瘋狂的地步。奧運會就像是一棵大樹，被移植到北京這片乾涸的土地之後，還能夠繼續鬱鬱蔥蔥嗎？

曇花一現的北京奧運效應？
陳宗巖

一口北京路人甲的痰，激發了我下筆的動機。

因緣際會地在拿到學校的贊助之後，在2008年我第一次踏入中國國土，在暑假時到北京實習十周，也剛好碰上北京舉辦奧運的時機，不僅有機會觀察大家談論的奧運效應，也可以印證在史丹福大學研究所課堂上的知識是不是真實的。

我一向認為要瞭解一個城市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雙腳，慢慢地走，慢慢地看，在每個細節中都可能與未知的人事物發生互動，每個互動的原因可能都是幾千年文化累積下來的結果，就像作家一樣，最擅長從微不足道的小細節中，窺探出大家看不到的脈絡。在今天下班走路回家的一個多小時路程中，我希望能夠感覺出個什麼，畢竟此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觀察在1988年幫助南韓民主化過程的奧運會，究竟能夠逼迫中國到什麼地步？

我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的左側是腳踏車專用道，有一位衣衫藍縷的人騎著破舊的腳踏車從我旁邊經過，在路旁的垃圾桶邊停了下來。他低下頭，清了清喉嚨，嘴巴對準了垃圾桶。我知道他要準備吐痰了。在下意識中我十分地驚訝，因為這個路人甲看起來的其文化水平並不高，他不應該是朝著垃圾桶吐痰的，而應該是朝著人行道的路面才是。就在我停下腳步片刻為北京市的努力大吃一驚之後，我正覺得奇怪，離他的短距離應該近到讓我可以聽到他將痰吐出的聲音才是，但他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幾秒鐘再次起步之後，我聽見了吐痰的聲音，不是朝著垃圾桶，而是朝著我的身體，以散彈式的路徑，朝我的鞋子俯衝過來。慶幸的是，這個吐痰老手似乎算準了距離，那些彈藥在離我鞋子前幾公分落了地。

我楞住了，他也呼嘯地騎著鐵馬快速離開了。我朝垃圾桶一看，知道他為何最後沒往垃圾桶裡吐。因為他的身體依舊騎在鐵馬上，要俯身往加了蓋子的垃圾桶裡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後還是選擇了最方便、最不分貴賤的方式，朝地面吐。至今在北京待了四周給我的感覺是吐痰不分貴賤，儘管是高級知識分子或有錢人也是隨地吐痰。我當他是一種文化。在我眼中，與其用文明與否或是不是跟歐美一樣進步的價值觀，去評價每種地區的特殊行為，我更想去尊重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文化，不想對「吐痰」這個動作做出任何好與壞的評價。

但顯然北京當局認為「吐痰」是很不文明、很不進步、很不禮貌的行為。從舊金山來北京的國泰班機上，我看了關於北京奧運建設的紀錄片，片中採訪了學校老師們教導小朋友不能隨地亂吐痰的故事。北京市的小朋友們都朗朗上口，知道口中有痰，就把他吞下去，不能隨地解決。在路上，也時常可以看到「不要隨地吐痰」的標語。我猜測那個路人甲在吐痰前的心中應該閃過一絲不應該隨地吐的念頭，但因為實在不方便，所以又回了幾十年來的習性。

北京當局在奧運比賽前似乎竭力地想在固執的「本性」中尋求突破，希望外國人能看到北京的改變與中國的實力。但我懷疑外國人是否感受的到這股我認為是曇花一現的力道。從台灣到加州去唸書，這兩個社會的生活模式差距甚大，能夠對生活中的大小細節做出比較，但總體上的感覺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感。這兩個不同世界的社會，在政治、經濟、環境上的發展程度，差距不大，能夠看到晴朗的天空、能夠自由自在地遷移、能夠準時舒適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能夠瀏覽任何一個網站。但從這樣的社會中來到北京當個陌生人時，卻難以感受政府逼迫百姓扭轉「本性」的努力成果，不僅因為成果有限，即便進步了些，也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或長時期研究比較過中國的人，才能感受到幾十年來的差異。對於初次造訪的西方人來說，對生活品質感受的曲線是俯衝直下的，並非是當地人感受的緩緩上升。於是北京的改變或中國的實力顯得難以察覺。

剛到北京的十天裡，路上滿是車輛，為了廣大騎自行車的民眾著想，主要幹道旁一定畫有腳踏車專用道，壓縮了汽車行走的空間，也讓北京的交通十分擁擠。工作的地點雖然是現代化的新大樓，但附近不免存留著老舊的小胡同。這些胡同並沒有太多的規劃，成為小攤販討生活的天地。但在過去兩周裡，那些攤販突然一夕之間消失。據同事的說法是遭到了政府的驅趕，是為了奧運美化市容的結果。在五天前，道路上的汽車變得稀疏，北京市開始實施車輛管制，單數日只能讓車牌號碼單數的汽車上路，雙號車牌只能在雙號日出門。在今天（7月25日）回家的路上大致觀察了一下，我果然沒發現車牌雙號的私人轎車在路上行駛，每個主要交叉路口皆有交通警察把關，基本上單號車牌想在雙號日上路，在一出家門口沒多久，就會被綿密的警網發現，並「原路返回」。

北京的上訪村屢次獲得國媒體的關注。這些人來自各省，大部分是因忍受不了當地官員的腐敗、惡霸行徑，而決定利用中國允許上訪的機制，到首都陳情，希望獲得高層領導的關注，助他們對付壓搾平民的地方官。北京也是農民工聚集的地方。許多的開發與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力。雖然這些來自各省流動性強的勞工能夠補足北京人不願意幹的苦活，但是相對弱勢的他們卻沒有很好的生活環境，北京也因此出現了治安上的死角。上訪村與農民工在最近皆被驅離於北京之外。政府不希望外國觀光客看到城市的黑暗面。最近外地的人想進入北京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當局想控制在北京的人口數，特別是對城市有不良影響的人更是如此。國際媒體上所報導支持西藏、反對蘇丹達佛種族滅絕、抗議中國人權記錄的人士等等，都被拒發籤證。相對於各國想利用奧運吸引國際商機的動機，北京卻以更嚴格的方式審核外國人的簽證，尤其是持有歐、美各國護照的公民。我的美國同學或同事幾乎都在簽證問題上遇到大小不一的麻煩。

管制交通、人口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環境。德國的《明鏡週刊》曾對世界工廠中國所造成的污染做了相當全面的報導。文中指出目前日本、歐洲、美國的天空中，擁有來自中國工業造成的污染源的污染，俄羅斯的河流有來自中國的化學污染，東南亞的沖積平原有源自水壩工程而發生的天災。報導中並不諱言地批評，認為不需對人民、世界負責的中國政府只顧追求經濟的發展，一點也無視於對地球環境的破壞，一味地興建將來恐破壞環境的建設工程。

我來到北京的班機在凌晨時分到達。在前往飯店的計程車中，這個城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灰色朦朧的天空，並帶有一絲化學氣味。我一直無法相信這股成就中國經濟成長的惡果，如何能夠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消失？這些看似霧狀的景象，其實是由工業廢氣中的有害粒子所構成的。對於需要健康空氣呼吸的運動員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的運動環境。賽前有許多運動員前往日本訓練而非前往與實際情況接近的北京周邊練習，原因就在此。奧林匹克馬拉松紀錄保持人Haile Gebrselassie更在今年3月公開宣佈將放棄北京奧運會的馬拉松競賽。他說：「中國的污染對我的健康是個威脅。我很難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去跑完42公里。」至今離奧運只剩兩周不到，北京的天空依舊是一片迷濛。這不是霧氣，而是另一個北京當局亟待改造的污染「本性」。車輛管制、限制人口是否解決得了問題？更何況，奧運一旦結束，所有管制都將回復原狀。

除了社會的本性之外，北京政府更想挑戰大自然的力量，擔心奧運開幕典禮當天下雨。他們決定派遣直升機，用人工的方式噴灑化學藥劑，迫使大雨提前落地，免得影響開幕式的進行。中國是鐵了心地不惜花費鉅資為了讓北京奧運會風風光光地開始並結束，迫不及待地想讓外國人見識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成果。但當機會出現了之後，卻又發現要改變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環境、或人的思維，豈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在過程中經常可以發現許多社會的矛盾出現。政府只能用短期的壓迫，創造出美好的假象，而無法讓累積了數十年的發展後遺症或數百甚至數千年被認為是不文明的文化遺緒在一夕之間矯正過來。

今天在辦公室的小會議室中引發了一場辯論。話題的焦點在於中國的「戶口制度」。這是一個難以瞭解的問題，除非身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才能感受他的威力。記得在史丹福的一開始課程中，我就陷入這個問題裡面。戶口制度對於像我一個在台灣長大的人來說，是很容易想像的。我要遷移到哪裡，只需到當地的戶政機關辦理簡單的手續即可。但在中國的「戶口制度」卻是一套限制人民遷徙自由的體制，至今仍造成許多的不便。在中國，你無法任意轉移你的戶籍所在地（例如：北京市或上海市）。你也無法任意改變你戶籍的身份（例如：城市或鄉村）。每種身份的組合與政府間會產生不同的、好與壞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而政府可以獨斷地決定你的戶籍為何。利用對戶籍的控制，政府可以將北京的異議分子，強迫遷至邊疆地區，而沒有了北京的戶籍，人們很難在北京生存。生活當中涉及到政府的機會非常多，沒有北京的戶籍，就沒辦法享受北京市民獨有的福利，長期下來等於沒有在北京生存的基礎。

我的兩個同事們在爭辯戶口制度的善與惡。同事Ａ認為這是箝制人民自由、扼殺社會活力的制度；同事Ｂ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土地龐大、人口眾多的國度中，對人民的控制是維持社會穩定的要件。Ａ說若人們能自由遷徙的話，在大躍進的時候，那些沒糧可食的農民就能到別的地方找食物，不至於造成三千萬人的死亡；反觀Ｂ卻認為用三千萬的死亡換取穩定的社會是值得的。Ａ透過自修考到律師，但他還沒打算出來執業，因為在中國，律師並沒有太大的作用，一切還是以政府的命令為原則，一個小蝦米律師無法抵抗龐大的國家體系。在他眼中，只有在法治基礎穩固了之後，中國的律師才有足夠的基礎發揮作用。

戶口制度的爭辯讓我思考了大政府或小政府的優劣。但不管哪種政府，同事Ａ口中的法治才是中國最需要的。西方學者總是說中國有很多對付水污染問題的法規在眼前，但因法治不彰，這些法律條文無用武之地，水污染持續地困擾著眾多在歷史上就一直靠這些河流維生的民眾。例如去年中發生優氧化現象而綠藻蔓生發出惡臭的太湖。中國還無法在一夕之間由人治的社會轉化為法治的社會。共產黨領導最在乎的是如何維繫政權的延續。若讓社會能夠運用法治工具去挑戰政府的統治方式，共產黨的命運將岌岌可危。美國克林頓政府時代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去年出版了《中國：一個脆弱的強權》（China: Fragile Superpower）剖析了挑戰共產黨政權的民間力量。他認為這股力量將隨著經濟改革強大起來；但是當共產黨領導人嗅到這股力量時，他們會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的確，在奧運期間，北京當局對社會的控制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加強管制外國人的簽證申請。這項措施是與奧運的目的相左的，更讓中國的觀光業者氣得跺腳。剛到北京時，經常看到各大飯店、招待所利用這個機會改建，或將舊的工廠改建成旅館，想利用奧運會期間，用提高四至五倍的價格大賺一票。但是外國觀光客入境北京是遭到刁難的，西方觀光客成了中國政府眼中的不安因子，後者深怕他們利用奧運會宣傳民主、人權這些中國政府厭惡的口號。這種作法恰好印證了謝淑麗的論點：即便犧牲民間的奧運商機，中國政府也不願意冒險盡可能地開放外國人到中國觀光，深怕他們會激起國內政治動盪的漩渦。中國事實上是個內部脆弱的強權。

Elizabeth Economy與Adam Segal在7、8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中直接用《中國的奧林匹克惡夢》（China's Olympic Nightmare）為標題，論述了出乎北京政權意料之外的奧運負面效應：在宣揚國威的目的尚未達到前，就被一連串來自國內、外的大力抨擊而顯得黯淡無光。他們批評中國對蘇丹政府的軟弱，不願用其國際影響力，迫使蘇丹政府介入在達佛地區（Darfur）的種族滅絕行為；他們抗議中國鎮壓西藏喇嘛的行為。不僅有來自國外的抗議聲浪，國內的平民百姓也想抓緊這個國際宣傳的機會，讓地方腐敗、不公的情事獲得關注，達到對中央施壓的目的。這場奧林匹克運動會就在這些對中國政權不滿的勢力集結之下慢慢地構成一場中國的惡夢。

但是Elizabeth Economy與Adam Segal卻認為這場惡夢的力量是有限的，無法在短期內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等到奧運會一結束，所有因為奧運效應所出現的短期現象，將立即結束。中國承諾將授予外國媒體在北京自由採訪的權力，並解除瀏覽網際網路的管制，但一般認為，奧運結束後，一切的管制將立即回復。雖然目前的北京尚未出現藍天，即便奧運期間出現能讓運動員盡情發揮的海闊天空，奧運會結束之後，那些被限制生產或禁止運作的工廠，或被限制上路的車輛，將持續、甚至加速地污染北京的天空，因為奧運期間已經讓他們損失了生產機會。北京短期的寧靜在奧運會之後能夠延續嗎？可以想見的是，那些被趕走的上訪群眾與農民工在奧運會後，將繼續出現在北京與政府對峙。這些短期現象究竟能產生多少促進中國改革的化學變化就不得而知了。《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Review）在中國的特派員Kathleen McLaughlin是第一個在西藏3月間的暴動之後，被允許進入西藏的外國記者，但必須有官方認可的地陪伴隨。或許是在奧運效應的催化下，Kathleen被允許進入，但仍是在遭受嚴密的監控之下所進行的採訪。中國對西藏的鎮壓似乎停止了，但奧運結束後呢？《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之前無法自由前往汶川地震災區自由採訪，得靠著躲躲藏藏的方式才能進入，奧運之後的外國記者還需要躲嗎？

同事們對於奧運效應是悲觀的，對於奧運迫使北京政權改革的預測是嗤之以鼻的。他們在8月8日開幕典禮當天或許會感受到舉辦奧運的榮耀。但在他們心中，他們明白：將奧運賦予任何政治聯想是不切實際的。中國不會因為奧運而有多大改變的。短期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將隨著奧運結束而成為曇花一現的假象。他們必須繼續推動改革，而這脆弱的強權得繼續對付著在經濟資本主義與政治共產主義產生矛盾下的社會問題。

在今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一則新聞：北京各大餐廳的菜單將統一遵照北京市旅遊局所公佈的《中文菜單英文譯法》進行中文菜名的翻譯，原本的英文菜名讓我來自美國與德國的同事啼笑皆非，像是我們經常在餐廳看到「宮爆雞丁」被翻譯成「Palace Exploding Chicken」之類的英語。根據這份文件，「驢打滾兒」這道菜名必須得翻譯成「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an Flour」（附著甜豆粉的黏飯卷），不再寫成會讓外國人誤以為是驢子肉的「RockingDonkey」（搖擺的驢子），至少這個因奧運效應帶來的正面變革是可以期待的。

（陳宗巖：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東亞碩士生，奧運期間於北京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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