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金庸小說的熱愛,也買了不少像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再看金庸小說》(三看四看五看我都有看),冷夏的《金庸傳》,還有陳墨、吳靄儀、孔慶東等很多人的談金庸。
孔慶東的書剛好是2006我去香港時買的,印像深刻因為當時擺在香港的「商務印書館」的中國書直接換算成港幣,原本想買了在飛回馬來西亞的機上看看,但最終也沒看完。後來也知道有作者此人,常在媒體出現但沒特別留意。
最近他紅了,因為這個視頻,網絡的年代,想賴你也賴不掉。更早的事件是大陸遊客在香港地鐵內吃東西(不是吃「香口膠」,是吃麵喔!)被指責引發雙邊罵戰,孔慶東就評論此事引來爭議。
可能他沒有瞭解以前鄭智化、龍應台、李敖批評(或一時錯口)新加坡人的下場,所以大膽狂言,這次機關槍連掃好多人。
後來有這麼一篇,留學香港的中國大學生回應孔教授。(值得一讀,但個人不完全認同所有觀點)
出於內地一位年輕人的解恨文
他給了文字版,大家喜歡的便轉發一下吧>
出於內地一位年輕人的解恨文,我喜歡作者的調調,中肯、幽默、情理俱備,值得一看。
【致孔慶東的一封信】
孔教授:
您好。節前看過一期您指責香港人的視頻,現在過完年了,今天也沒事做,作為一個在香港上學的內地人,我覺得有必要跟您說道說道
此事源起一條在網絡上傳播的視頻,依據這段視頻您將那位有些激動的指責大陸婦女的香港男人叫做狗,進而推而廣之說「香港很多人是狗」。
視頻中雙方情緒激動,而香港人用廣東話互相交流同時叫來工作人員,的確頓時顯得很強勢。但問題在這兒:這段視頻開始的時候列車已經叫停,前面必然衝突已經爆發了。多家香港媒體和大陸官媒分別採訪了裡面講話最多的阿ken先生和視頻的錄製者,採訪中都披露了阿ken先用蹩腳的普通話提醒,小孩都已停嘴,而大陸女人卻指責他多事,同時其同伴又調侃阿ken的普通話說的差,使得罵戰升級。
如果您有常識,您應當判斷出之所以有人錄視頻是因為衝突已經開始了。如果您有知識,您應該知道在媒體上評點新聞事件,了解視頻未展現的事件起因,對於事件本身有多重要。如果您有良知,您應該知道,在信息明顯掌握不全面的時候對事件的片段妄加評論是多麼不公平。如果您有羞恥心,那應該在別人指出您遺漏信息的時候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但對於網友對此的質疑,您的回復是:「我們是做新聞評論的,我並沒有在地鐵裡面,前面一個小時的平心靜氣我沒有看到,我也沒有批評前面一個小時的平心靜氣。」
那請問,我前面提到的四樣東西,您有哪個?
據我所知您對毛主席也是高山仰止,人們常說的「毛孔毛孔」,大概說的也是這層關系吧。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如今您公開的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建議過完年上班頭一天,去毛主席紀念堂和主席當面進行自我批評。
孔子曾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發現關於某事自己尚有事不知的時候,應當虛心承認自己不知道,而非狡辯說這倆事沒關系。您的行為著實抵觸了您家祖宗的提出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希望您下次祭祖的時候跪下和他老人家好好聊聊這事兒。
衝突已起,衝動在所難免。我曾經在公交車上和一個外地人講理,辯到高潮,他開始說我聽不懂的話了。但我沒覺得他「心理陰暗」,也沒覺得他「王八蛋」,同車的人也沒覺得他是「心理陰暗」,因為他沒罵人,只不過習慣不好罷了。同樣,人急了說普通話表達不出意思,會說自己熟悉的語言,只要他對話內容不侮辱人,您就不應揣度他主觀惡意。
對於「中國人有義務說普通話」,法律法規應以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文件為准,國務院從來沒有將說普通話作為一項全民義務。對於香港人來說《基本法》也未有此規定。您作為中文系教授應該知道義務是什麼意思吧?
北京的售票員說話報站的時候也很有鄉土氣息,很多外地來打工的人到北京都會很不適應,他們會去問,但也沒有因此管售票員叫過王八蛋。您上學這麼多年了,素質尚不如上學不多,來北京靠辛勤勞動打拼的農民工,真誠的建議您去北大附小補一個學期的思想道德課。
事後,當事人阿ken在自己的臉書中公開發文,對當時由於過於氣憤而說出的「大陸人就是這樣」的衝動言論表示道歉。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他更是三次對這句衝動的話進行了道歉。一個被您稱為狗和王八蛋的人,對自己不理性的舉動做出了道歉,而您卻抱緊自己吐出的那一泡言論,一把一把的把它揉的圓呼呼的,然後把責任全部推給南方報系和「一部分」香港人。在這一點上,希望您能像「狗」和「王八蛋」學習。
至於您揣度如果此次事件乙方是香港人、是白種人他們肯定不會這樣做,在此我就不引用2011年11月18日明報對「香港一小童割破公車座椅,車長報案,後因未滿十八歲而獲准保釋」的例子了,網上已有人寫出。只看新華社報道中援引港鐵發言人的話說:「為讓乘客清楚了解規定,公司除了在車站及車廂內張貼告示外,還會不時廣播,提醒乘客切勿飲食。車站職員也會不時巡查。一般情況下,若有乘客違反規定,在職員發出勸喻或警告後,乘客會合作立即停止飲食。不過在去年1月至10月間,港鐵職員也向8047名違反禁止飲食規定的乘客發出警告信。」8047人發出警告信,我想能收到信應該香港人至少居多吧,而8047人也不會都是碰巧被車站職員抓到的吧?我承認沒可能篩查所有被抓到的人,但我希望您能向我證明這條規則只是對著大陸人定的。
您後來又提到:「我想如果這個事件發生在北京,北京人或是一個上海男人粗聲惡氣地訓斥一個香港女孩子,香港媒體會怎麼報道?為什麼不能將心比心呢?」但通過我對現在北京的觀察,人們對於不遵守公共規則的現像恰恰表現的過於沉默,只要不影響自己就絕不發聲。我就見過在地鐵有婦女直接把著孩子拉尿在地鐵上,拉完就走,沒人指責她也沒人要求她清理,但大家都緊皺眉頭,移步躲開潔身自好。我當時沒喊住她,現在想起來很慚愧很沒膽,希望孔老師以後多出現在公共場合對這種現像予以糾正。
類似的例子非常多,在公車上功放聽歌,在公共場合插隊還有在飛機上玩手機,飛機還沒落地就打電話的人,身邊不勝枚舉,我們正是缺少站出來發聲來維護社會規則的人。現在的寂靜溶解了人的規則感,這也造成了那位內地女士對當地規則的輕視,覺得是小事兒,甚至不是事兒,以至反擊阿ken多事兒。
可能前面說的話您都可以辯解,那您後面的那幾句可把您的心事全抖落出來了。
您說:「香港200萬人住在不到20平米的鴿子籠裡,你有什麼可驕傲的。李嘉誠他們家200平米的房子號稱豪宅,那不笑死人麼。」數據准確不准確不說,700萬人住在這麼個小地方,住的小沒辦法。我在這讀書4個人住30多平米,床和我身高幾乎一邊長,我也自有體會。但這笑點在哪麻煩您公開幫忙點出來。您覺得李嘉誠200平米叫豪宅可笑,那是不是人家得像陳希同那樣一個人有100多套房才不可笑?
您還說:「凡是用法制維持起來的秩序,說明你這人沒有素質,沒有自覺,不打就不好好幹,不打就不好好活,說明一個字,什麼字呢——賤!欠抽!」
「香港人素質高嗎?我認為香港人是中國各地裡面素質比較差的地方之一。我多次去香港,都看到大量的香港人沒有人味兒,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香港導游,香港的售貨員,就沒有幾個有人味兒的。」
照您的意思,香港好,是因為香港法律好,跟香港人沒關系。相反其實香港人素質很差,是中國各地裡素質比較差的地方,現在好只不過靠法律約束著。仔細想想,再看看您,其實這個邏輯也說得通:北大好,是因為北大的學生好,跟北大教授沒關系。相反其實北大教授水平很差,是中國所有大學裡比較差的地方,現在好只不過靠好學生自學能力強。
法制健全您反說是素質低,公然的諷刺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作為黨員,公開發言不能瞎說,總書記還健在呢。
香港人素質如何,可能作為游客您了解有限,我作為一個在這裡時間已經不短的學生,想說說我到這邊之後的感受,不說大的就說事兒。一零年我第一次來實習,什麼都不懂,下了飛機坐機場大巴,上去我先用普通話問司機到不到,但不懂付錢,拿出40就要向投幣槽裡扔,司機特地攔住我馬上就要投錢進去的手,把我多投的錢捻出來退給我,讓我收好,他也就此少「賺」了20塊。之後我給司機看地址,他用港普、比劃加幾個英語詞給我說明白了在哪下,之後等我放好行李到後面坐定,他才開車。到了地方,他停車提醒我,又給我指了一遍地方,我才下去。
但習慣了北京方方正正的街道,上了路還是走錯,我拉著箱子拿著畫的地圖就是找不著路,這時候一個香港大叔主動過來問我「有謀能幫到你?」,看我的地圖,聽我描述,然後幫我指路,順路帶我走到一個路口,跟我說清楚怎麼走之後才離開。我過了大路,又迷亂了,一個阿姨過來主動過來問我去向,知道我不懂講白話,她用英語給我指路,最後和我道別。
晚上我又出來逛,再次迷路,問對面來的一30歲的男的,新九龍廣場怎麼走,他告訴我之後說走著可能會遠,可以坐幾路幾路車,我說我還是走著吧。走了快1分鐘,突然聽後面有人用港普喊「兄弟,兄弟」,一回頭是剛才那個人,他追了幾步回來向我確認是「新九龍廣場」還是「九龍新廣場」(現在我明白,可能他的口音說的是九龍城廣場),確認無誤後他才轉頭向原方向走去。
第二天和同屋出門回來晚了要打車,不懂講,就只能說清是紅茶館,在旺角,司機開到了地方,一看不是,我們本來要去的是利得街的店,他開到了晏架街。我們再描述,他明白了,把表停下,開始找,最後找到那條街但因為是單行道他進不去,我們本可以下車走過去,但他偏要繞半個街區給我們停在樓下,沒收我們找路的一分錢,按照距離,他虧了至少5塊錢。
當我跟家人說這經歷的時候,他們也跟我說了他們手機丟車上找出租公司,最後那位司機給送到酒店的經歷。
這一路的經歷可能您會說是個別現像,因為我運氣好,司機退我錢是也法律規定,那我說說自己觀察的普遍現像。
這邊幾乎所有的商店在你買完東西後都會對買主說謝謝,餐館也一樣,就連為我們打掃宿舍的保潔員都會說一聲謝謝才走;這邊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很安靜,人在地鐵和公交上打電話沒有提高音量喊的;這邊人上地鐵不會擠滿才停,一般都在還能上一個兩個人的時候,留出一個兩個人的空,等下一列。
這些服務意識和公共意識都是靠法律規定維持起來的?哪條法律寫了?
我不知道您多次赴港,都是幹嘛,怎麼得出的香港人沒有人味兒,當時說了什麼,受到了什麼不公正待遇?要是有那就是他們的不對了,我覺得他們不應該以貌取人。
一個社會裡必然有壞人,也會有坑蒙拐騙的案例,就像北大也會有您這樣出類拔萃的教授一樣。但那不代表這個社會的整體素質。即便是出了事,叫警察肯定會有答復。而且現在很多導游實際上從大陸來,從小受大陸的教育長大,也希望您對此群體也能多了解一下。
幾乎每家商店、餐館都會供奉關公,就算一些地方很小的店,也要用一張桌子的面積供上一個關公像,這也代表了香港人的價值觀:忠義,正直,守法,誠信,這些我日常都能體會到,而這些素質大陸恰好相當缺,也希望您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您說到香港「優勢盡失」,這句話至少那些來港產子的所謂「雙非」產婦是不同意的。但如果您能對香港政府提出一個妥善處理此事的解決方案,那也能為大陸和香港之間打開一個心結。畢竟這在現階段對香港納稅人來說是一個額外的負擔。
上面說的幾條如果您不解釋,就借視頻中的衝突,發泄您埋藏心底的對香港的偏見,這是知識分子幹的事兒麼? 胡主席說過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您作為公開發言的知識分子,又是黨員,是不是應該好好學習一下胡主席的講話精神?
剛才看您的節目介紹說的是:平民立場,學者深度,環球視野,中華氣派。不瞞您說,我濕透了。
可能因為您成長在文革年間,思路和價值觀也就隨之形成了。動不動就樹敵,動不動就扣帽子,比如這次您寫回應文章的題目又是「人民要攜手,認清敵我友」。贊揚國外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漢奸不說,您為了說自己對「藥案」的看法,連藥家鑫的名字都扣上帽子了:「藥家鑫的名字,就是殺人犯——三個「金」摞在一起,三把刀,是吧?」。這不是一個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想法。
提醒您,1978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就已經徹底的否定文革一系列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了。而且早就說現在的工作重心是經濟建設,不是階級鬥爭了。所以您以後說話還是小心點好。
這次您又是這思路,「日本爹美國爹」,「找你英國爹去吧」。請您理解在我們這個次元裡,其實世界上本不像您想的那樣有那麼多陰謀,背後也不都像您似的有爹,我們很多都是獨立的人,而且人也可以自由的負責任的決定自己的行為。
希望您早點從文革年代走出來,早日來到現在。鑒於您把您的祖先孔子和我們黨的四代領導集體核心都得罪了一遍,我對您表示同情。希望您以後改過自新,謹記家訓,並聽從黨的教導。
如果您實在來不了現在,可以借赴日考察的機會,到東京都練馬區月見台芒原找一個叫野比大雄的人,讓他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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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內地一位年輕人的解恨文,我喜歡作者的調調,中肯、幽默、情理俱備,值得一看。
【致孔慶東的一封信】
孔教授:
您好。節前看過一期您指責香港人的視頻,現在過完年了,今天也沒事做,作為一個在香港上學的內地人,我覺得有必要跟您說道說道
此事源起一條在網絡上傳播的視頻,依據這段視頻您將那位有些激動的指責大陸婦女的香港男人叫做狗,進而推而廣之說「香港很多人是狗」。
視頻中雙方情緒激動,而香港人用廣東話互相交流同時叫來工作人員,的確頓時顯得很強勢。但問題在這兒:這段視頻開始的時候列車已經叫停,前面必然衝突已經爆發了。多家香港媒體和大陸官媒分別採訪了裡面講話最多的阿ken先生和視頻的錄製者,採訪中都披露了阿ken先用蹩腳的普通話提醒,小孩都已停嘴,而大陸女人卻指責他多事,同時其同伴又調侃阿ken的普通話說的差,使得罵戰升級。
如果您有常識,您應當判斷出之所以有人錄視頻是因為衝突已經開始了。如果您有知識,您應該知道在媒體上評點新聞事件,了解視頻未展現的事件起因,對於事件本身有多重要。如果您有良知,您應該知道,在信息明顯掌握不全面的時候對事件的片段妄加評論是多麼不公平。如果您有羞恥心,那應該在別人指出您遺漏信息的時候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但對於網友對此的質疑,您的回復是:「我們是做新聞評論的,我並沒有在地鐵裡面,前面一個小時的平心靜氣我沒有看到,我也沒有批評前面一個小時的平心靜氣。」
那請問,我前面提到的四樣東西,您有哪個?
據我所知您對毛主席也是高山仰止,人們常說的「毛孔毛孔」,大概說的也是這層關系吧。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如今您公開的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建議過完年上班頭一天,去毛主席紀念堂和主席當面進行自我批評。
孔子曾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發現關於某事自己尚有事不知的時候,應當虛心承認自己不知道,而非狡辯說這倆事沒關系。您的行為著實抵觸了您家祖宗的提出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希望您下次祭祖的時候跪下和他老人家好好聊聊這事兒。
衝突已起,衝動在所難免。我曾經在公交車上和一個外地人講理,辯到高潮,他開始說我聽不懂的話了。但我沒覺得他「心理陰暗」,也沒覺得他「王八蛋」,同車的人也沒覺得他是「心理陰暗」,因為他沒罵人,只不過習慣不好罷了。同樣,人急了說普通話表達不出意思,會說自己熟悉的語言,只要他對話內容不侮辱人,您就不應揣度他主觀惡意。
對於「中國人有義務說普通話」,法律法規應以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文件為准,國務院從來沒有將說普通話作為一項全民義務。對於香港人來說《基本法》也未有此規定。您作為中文系教授應該知道義務是什麼意思吧?
北京的售票員說話報站的時候也很有鄉土氣息,很多外地來打工的人到北京都會很不適應,他們會去問,但也沒有因此管售票員叫過王八蛋。您上學這麼多年了,素質尚不如上學不多,來北京靠辛勤勞動打拼的農民工,真誠的建議您去北大附小補一個學期的思想道德課。
事後,當事人阿ken在自己的臉書中公開發文,對當時由於過於氣憤而說出的「大陸人就是這樣」的衝動言論表示道歉。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他更是三次對這句衝動的話進行了道歉。一個被您稱為狗和王八蛋的人,對自己不理性的舉動做出了道歉,而您卻抱緊自己吐出的那一泡言論,一把一把的把它揉的圓呼呼的,然後把責任全部推給南方報系和「一部分」香港人。在這一點上,希望您能像「狗」和「王八蛋」學習。
至於您揣度如果此次事件乙方是香港人、是白種人他們肯定不會這樣做,在此我就不引用2011年11月18日明報對「香港一小童割破公車座椅,車長報案,後因未滿十八歲而獲准保釋」的例子了,網上已有人寫出。只看新華社報道中援引港鐵發言人的話說:「為讓乘客清楚了解規定,公司除了在車站及車廂內張貼告示外,還會不時廣播,提醒乘客切勿飲食。車站職員也會不時巡查。一般情況下,若有乘客違反規定,在職員發出勸喻或警告後,乘客會合作立即停止飲食。不過在去年1月至10月間,港鐵職員也向8047名違反禁止飲食規定的乘客發出警告信。」8047人發出警告信,我想能收到信應該香港人至少居多吧,而8047人也不會都是碰巧被車站職員抓到的吧?我承認沒可能篩查所有被抓到的人,但我希望您能向我證明這條規則只是對著大陸人定的。
您後來又提到:「我想如果這個事件發生在北京,北京人或是一個上海男人粗聲惡氣地訓斥一個香港女孩子,香港媒體會怎麼報道?為什麼不能將心比心呢?」但通過我對現在北京的觀察,人們對於不遵守公共規則的現像恰恰表現的過於沉默,只要不影響自己就絕不發聲。我就見過在地鐵有婦女直接把著孩子拉尿在地鐵上,拉完就走,沒人指責她也沒人要求她清理,但大家都緊皺眉頭,移步躲開潔身自好。我當時沒喊住她,現在想起來很慚愧很沒膽,希望孔老師以後多出現在公共場合對這種現像予以糾正。
類似的例子非常多,在公車上功放聽歌,在公共場合插隊還有在飛機上玩手機,飛機還沒落地就打電話的人,身邊不勝枚舉,我們正是缺少站出來發聲來維護社會規則的人。現在的寂靜溶解了人的規則感,這也造成了那位內地女士對當地規則的輕視,覺得是小事兒,甚至不是事兒,以至反擊阿ken多事兒。
可能前面說的話您都可以辯解,那您後面的那幾句可把您的心事全抖落出來了。
您說:「香港200萬人住在不到20平米的鴿子籠裡,你有什麼可驕傲的。李嘉誠他們家200平米的房子號稱豪宅,那不笑死人麼。」數據准確不准確不說,700萬人住在這麼個小地方,住的小沒辦法。我在這讀書4個人住30多平米,床和我身高幾乎一邊長,我也自有體會。但這笑點在哪麻煩您公開幫忙點出來。您覺得李嘉誠200平米叫豪宅可笑,那是不是人家得像陳希同那樣一個人有100多套房才不可笑?
您還說:「凡是用法制維持起來的秩序,說明你這人沒有素質,沒有自覺,不打就不好好幹,不打就不好好活,說明一個字,什麼字呢——賤!欠抽!」
「香港人素質高嗎?我認為香港人是中國各地裡面素質比較差的地方之一。我多次去香港,都看到大量的香港人沒有人味兒,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香港導游,香港的售貨員,就沒有幾個有人味兒的。」
照您的意思,香港好,是因為香港法律好,跟香港人沒關系。相反其實香港人素質很差,是中國各地裡素質比較差的地方,現在好只不過靠法律約束著。仔細想想,再看看您,其實這個邏輯也說得通:北大好,是因為北大的學生好,跟北大教授沒關系。相反其實北大教授水平很差,是中國所有大學裡比較差的地方,現在好只不過靠好學生自學能力強。
法制健全您反說是素質低,公然的諷刺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作為黨員,公開發言不能瞎說,總書記還健在呢。
香港人素質如何,可能作為游客您了解有限,我作為一個在這裡時間已經不短的學生,想說說我到這邊之後的感受,不說大的就說事兒。一零年我第一次來實習,什麼都不懂,下了飛機坐機場大巴,上去我先用普通話問司機到不到,但不懂付錢,拿出40就要向投幣槽裡扔,司機特地攔住我馬上就要投錢進去的手,把我多投的錢捻出來退給我,讓我收好,他也就此少「賺」了20塊。之後我給司機看地址,他用港普、比劃加幾個英語詞給我說明白了在哪下,之後等我放好行李到後面坐定,他才開車。到了地方,他停車提醒我,又給我指了一遍地方,我才下去。
但習慣了北京方方正正的街道,上了路還是走錯,我拉著箱子拿著畫的地圖就是找不著路,這時候一個香港大叔主動過來問我「有謀能幫到你?」,看我的地圖,聽我描述,然後幫我指路,順路帶我走到一個路口,跟我說清楚怎麼走之後才離開。我過了大路,又迷亂了,一個阿姨過來主動過來問我去向,知道我不懂講白話,她用英語給我指路,最後和我道別。
晚上我又出來逛,再次迷路,問對面來的一30歲的男的,新九龍廣場怎麼走,他告訴我之後說走著可能會遠,可以坐幾路幾路車,我說我還是走著吧。走了快1分鐘,突然聽後面有人用港普喊「兄弟,兄弟」,一回頭是剛才那個人,他追了幾步回來向我確認是「新九龍廣場」還是「九龍新廣場」(現在我明白,可能他的口音說的是九龍城廣場),確認無誤後他才轉頭向原方向走去。
第二天和同屋出門回來晚了要打車,不懂講,就只能說清是紅茶館,在旺角,司機開到了地方,一看不是,我們本來要去的是利得街的店,他開到了晏架街。我們再描述,他明白了,把表停下,開始找,最後找到那條街但因為是單行道他進不去,我們本可以下車走過去,但他偏要繞半個街區給我們停在樓下,沒收我們找路的一分錢,按照距離,他虧了至少5塊錢。
當我跟家人說這經歷的時候,他們也跟我說了他們手機丟車上找出租公司,最後那位司機給送到酒店的經歷。
這一路的經歷可能您會說是個別現像,因為我運氣好,司機退我錢是也法律規定,那我說說自己觀察的普遍現像。
這邊幾乎所有的商店在你買完東西後都會對買主說謝謝,餐館也一樣,就連為我們打掃宿舍的保潔員都會說一聲謝謝才走;這邊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很安靜,人在地鐵和公交上打電話沒有提高音量喊的;這邊人上地鐵不會擠滿才停,一般都在還能上一個兩個人的時候,留出一個兩個人的空,等下一列。
這些服務意識和公共意識都是靠法律規定維持起來的?哪條法律寫了?
我不知道您多次赴港,都是幹嘛,怎麼得出的香港人沒有人味兒,當時說了什麼,受到了什麼不公正待遇?要是有那就是他們的不對了,我覺得他們不應該以貌取人。
一個社會裡必然有壞人,也會有坑蒙拐騙的案例,就像北大也會有您這樣出類拔萃的教授一樣。但那不代表這個社會的整體素質。即便是出了事,叫警察肯定會有答復。而且現在很多導游實際上從大陸來,從小受大陸的教育長大,也希望您對此群體也能多了解一下。
幾乎每家商店、餐館都會供奉關公,就算一些地方很小的店,也要用一張桌子的面積供上一個關公像,這也代表了香港人的價值觀:忠義,正直,守法,誠信,這些我日常都能體會到,而這些素質大陸恰好相當缺,也希望您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您說到香港「優勢盡失」,這句話至少那些來港產子的所謂「雙非」產婦是不同意的。但如果您能對香港政府提出一個妥善處理此事的解決方案,那也能為大陸和香港之間打開一個心結。畢竟這在現階段對香港納稅人來說是一個額外的負擔。
上面說的幾條如果您不解釋,就借視頻中的衝突,發泄您埋藏心底的對香港的偏見,這是知識分子幹的事兒麼? 胡主席說過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您作為公開發言的知識分子,又是黨員,是不是應該好好學習一下胡主席的講話精神?
剛才看您的節目介紹說的是:平民立場,學者深度,環球視野,中華氣派。不瞞您說,我濕透了。
可能因為您成長在文革年間,思路和價值觀也就隨之形成了。動不動就樹敵,動不動就扣帽子,比如這次您寫回應文章的題目又是「人民要攜手,認清敵我友」。贊揚國外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漢奸不說,您為了說自己對「藥案」的看法,連藥家鑫的名字都扣上帽子了:「藥家鑫的名字,就是殺人犯——三個「金」摞在一起,三把刀,是吧?」。這不是一個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想法。
提醒您,1978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就已經徹底的否定文革一系列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了。而且早就說現在的工作重心是經濟建設,不是階級鬥爭了。所以您以後說話還是小心點好。
這次您又是這思路,「日本爹美國爹」,「找你英國爹去吧」。請您理解在我們這個次元裡,其實世界上本不像您想的那樣有那麼多陰謀,背後也不都像您似的有爹,我們很多都是獨立的人,而且人也可以自由的負責任的決定自己的行為。
希望您早點從文革年代走出來,早日來到現在。鑒於您把您的祖先孔子和我們黨的四代領導集體核心都得罪了一遍,我對您表示同情。希望您以後改過自新,謹記家訓,並聽從黨的教導。
如果您實在來不了現在,可以借赴日考察的機會,到東京都練馬區月見台芒原找一個叫野比大雄的人,讓他幫您。
香港人終於發火了。民間組織在很有香港特色的蘋果日報(註:蘋果老闆肥佬黎的立場是反共)頭版刊登了一則「香港人,忍夠了」的廣告。
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孔教授有空可以多翻牆看點外國的網站,不然也多出國走走看看。要能夠像李敖一世人不出國(前幾年有回了一次中國)又能知天下事是不容易的。
港人再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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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廣告裡的雙非指夫妻雙人皆非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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