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第三票 - [收藏]

寻回第三票系列（一）

从150年前走到1960年代巅峰
居民捐献物资迎地方政府选举

【本刊陈慧思撰述】在1960 年的吉隆坡增江新村，村民把米、油、蔬菜搬到竞选中心，为心目中的地方议员人选备战，整个增江新村首个地方议会选举热闹沸腾。增江新村以外，半岛超过半数 的新村此时都投入了同样的民主浪潮中；可惜的是，这个民主浪潮只呼啸了短短数年，即被黑暗的政治竞争策略送入了历史。

1957 年马来亚独立以前，增江新村12名地方议员都由增江县长直接委任；1957年开始，该新村局部推介民选地方议会，第一年民选三名地方议员，次年又再选出三 人，1960年开始全面落实民选地方议员制度。刚满法定参选年龄21岁的符昌和（右图）首度参选就当选了，还被推选为增江地方议会主席。

回忆这个风光时刻，来自劳工党的符昌和说：“劳工党派12人竞选，结果12人全部中选，马华公会当年就吃鸡蛋啦……我们可说是狂风扫落叶，支持我们的村民太多了！”

根据符昌和的回忆，在有地方议会选举的1960年代初，选举气氛非常热烈，整个新村皆为之耸动；村民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积极参与地方性的民主进程。

他说：“那时候我们用不到什么钱，村民主动支持。竞选要吃呀、喝水呀，那些村民主动拿来的。我们放一个大架子，放菜呀、米呀、油呀、盐呀、米粉呀，都是村民们报效。马华（公会）比较有钱，所以他们的都是党付出来的。”他说：“我们一分钱都没花，都是村民支持的。”

新村是政府在1948年向马来亚共产党宣战时，为了避免华人接济共产党人而设计的集中住宅区。在1960年代，全国共有550个新村，据符昌和的叙述，增江新村是规模最大的新村，共有超过四千间房屋，增江地方议会也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议会选举。

1960 年代时左派运动正炙，在符昌和当选增江新村的地方议会主席的同一时期，怡保、马六甲、芙蓉等几个主要城市的市议会都由非联盟（国阵前身）政党如人民进步 党、人民党、劳工党（两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等控制，非联盟政党也控制多个新村的地方议会。

由于受到左派思想的感召，无数热血青年藉着县市议会及地方议会选举投身政海，且首度参选即成功走入市议会。来自马六甲的前报人兼评论人顾兴光，也是这批青年的其中一人。

150年前就有地方代表选举

1960 年，任劳工党全国中委的顾兴光（右图）刚满法定参选年龄21岁，就披起劳工党的战衣，参加了马六甲武牙那也（Bunga Raya）区市议员竞选，硬撼马华公会的局绅级人马黄坤云。首度参选，顾兴光即成功击退黄坤云，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马六甲市议员，并出任马六甲市水供委员会 主席和小贩咨询委员会主席。

1963年，顾兴光任满寻求蝉联，再度高票当选。1965年，他因与马六甲社阵个别领袖理念不合，宣布退党。同年，马六甲市议会主席兼人民党马六甲州主席哈斯诺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后，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选为署理主席，执行主席职权，至到任期届满。

回想竞选期的景象，顾兴光说：“1963年马六甲市议会选举，社阵的一项记录，迄今没有任何政党能打破，那就是在投票日的前一晚，同个时间在12个选区召开12场群众大会，我从晚上7时到11时赶了12场演讲。”

“请你想像一下，小小的一个马六甲市，同时间举行12场群众大会，每个集会都人头挤挤，是怎样的一种盛况？”

他告诉《独立新闻在线》，1960年代的竞选期至少有三周以上，各党可自由举行群众大会宣传造势。

那次选举，社阵在12个选区中赢了8席，其中一个姑务选区则因社阵候选人的公司承接市议会工程，而丧失候选人资格，由马华公会候选人胜出。顾兴光透露，姑务是社阵十拿九稳的安全区，为了向选民交代事情真相，社阵也在没有选举的姑务区也举办群众大会。

这名年届69岁仍执笔点评国是的前左派领袖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电邮访问时，自豪地说：“这是没有一个政党会做的事。”

顾兴光的豪言豪语，展现了上一代从政者的自信与笃定。事实上，顾兴光和符昌和两人，都是从地方民主最辉煌时期走来的前政治领袖。专研地方政府的学者吴万里（Goh Ban Lee）高度评价两人身处的时代，他说：“196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地方民主攀上了巅峰”。

地方民主缺席超过40年，现今60岁以下的马来西亚公民，皆无缘参与地方政府选举，自然也缺乏地方民主的概念。他俩的追忆，为读者重现了1960年代初期的地方民主的零星光辉。

150年前地方选举昙花一现

我 国地方政府选举的历史，可追溯到150年前的市议会委员选举。根据吴万里在《地方政府选举和城市政治的死亡》（The Demise of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and Urban Politics）一文中的叙述，1857年12月，英殖民地政府首开先河，举行海峡殖民地市议会委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s）选举，允许居民在五名市议会委员当中投选三人，委员会主席则由官方委任。

可是，这个民选机制只是昙花一现，乔治市市议会在1913年就废除了市议会选举。

38 年过后，市议会选举才又重现。1951年乔治市市议会举办了选举，让居民在15个市议会席位中，投选九个民选代表。1952年，非海峡殖民地的人民才终于 有机会依据一己意愿，投选心目中的地方议员，吉隆坡市议会和各地的新村逐渐展开各自的议会选举。吴万里（左图）形容：“1952年是非海峡殖民地的重要地 方民主转型里程碑”。

这名曾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担任副教授的学者告诉《独立新闻在线》，1952至1960年间，半岛约300个新村举办了地方议会选举。当时半岛有约550个新村。

在这段地方民主逐渐攀上高峰的时期，吉隆坡市议会（Kuala Lumpur Municipal Council）选举二度缺席，其中1952年联盟候选人全数不战而胜，1959年市议会选举因“选民册尚未准备好”而取消。

吴万里表示，1960年，吉隆坡市议会改名为吉隆坡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sion），当时政府就以“首都不应有地方政府选举”为由，正式取消市议会选举。

1961年4月，吉隆坡市议会由联邦首都委员会（Federal Capital Commissioner）接管，1973年吉隆坡被颁布成为联邦直辖区，居民就连投选州议员的权利也失去了。

崛起中的左派势力遭打击

独立过后，联盟稳守国家政权，可是非联盟政党如劳工党、人民党、人民进步党，狂扫地方政府控制权。根据《地》文，1960年代初，我国主要城市的市议会和新村的地方议会，皆由非联盟政党掌控。

1962年出任劳工党副总秘书的陈凯希（左图）也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当年的在野党势力很强大，怡保、马六甲、芙蓉、居銮、文冬，都落到了在野党的手上，吉隆坡更不用说了，整个区域都是在野党的势力，最大的地方议会如增江、沙登、班达马兰都由社阵控制。”

当年的地方政府选举只在城市地区和新村展开，选情最激烈的选区皆出现社会主义阵线（劳工党、人民党等左派政党组成的联盟）对垒联盟华基政党马华公会的局面。马来甘榜在这段时期依旧沿用委任制，与焕发民主光芒的城镇和新村的形成对比。

1960年至1968年间，正当在野党在地方阶段凝聚力量，准备与强势政党联盟抗衡之际，联盟政府援引《内安法令》和《紧急法令》大肆逮捕左派人士，许多社阵领袖皆因而丧失自由，当时的社阵主席阿末斯达曼也在1962年的逮捕行动中落网。

也是大逮捕受害者之一的符昌和曾在扣留营里度过三年的囹圄岁月。他告诉《独立新闻在线》，社阵增江地方议员上任未及一年，就有五人遭政府援引《紧急法令》逮捕。

在符昌和等人入狱期间，增江地方议会落入了马华公会的手中，马华公会赢取了七个席位，社阵则夺得五席，可见当时的大逮捕，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顾兴光曾在《独立新闻在线》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1960年代政府援引《内安法令》大肆扣捕社阵领袖，导致该党党务几陷瘫痪。

从1960年到1963年，地方政府选举光辉灿烂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年。1964年9月，我国就因马印对抗，进入了紧急状态，次年政府就颁布了《紧急法令》，冻结地方政府选举，地方政府选举遂成马来西亚人40年的缺憾。

寻回第三票系列（二）

国阵怕在野党胜势冻结选举
恶性政治竞争埋葬地方民主

【本刊陈慧思撰述】1965年，马六甲市议会署理主席顾兴光当面质问地方政府选举皇家调查委员会主席纳哈班，若非联盟政府在地方政府选举兵败如山倒，政府会取消地方政府选举吗？纳哈班的回复，是一抹浅笑。

纳哈班的皇委会建议扩张地方政府选举，但胸有成竹的联盟（国阵前身）政府推翻了皇委会的建议，在1965年全面冻结地方政府选举。左派运动人士始终坚信，联盟忌讳基盘稳固的在野党动摇其执政地位，才藉马印对抗冻结地方政府选举。

上述说法有迹可循，资深评论人李万千（右图）在《社阵、两线制与替代阵线》一文中叙述，联盟政权曾在1964年的大选中利用马印对抗事件诬蔑社阵“通敌卖国”、“赞成把马来西亚并入印尼的版图”等，选民被舆论误导，以致社阵在大选中惨败收场。

马印对抗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选举遭急速冷冻。1964年9月，我国进入紧急状态，次年政府就颁布了《1965年紧急（吊销地方政府选举）条规》，全面冻结地方议会选举。由于当时的在野党接连控制了各大地方议会，民间有意见认为，马印对抗是政府顺手打击在野势力的一阵东风。

前 劳工党总秘书陈凯希、中委兼马六甲市议会署理主席顾兴光、前增江地方议会主席符昌和都坚信，马印对抗、管理失当、过度管治等，皆是政府废除地方政府选举的 藉口，联盟废除市乡选举的用意，是打压频频在市乡选举报捷的在野党。专研地方政府的学者吴万里（Goh Ban Lee）也认为，在野党执政多个市乡议会，是联盟政府决定废除地方政府选举的症结。

皇委会建议扩张市乡选举

在1965 年6月，联盟政府基于“一系列的失责指控”，成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西马地方政府的运作。这个由上议员阿迪纳哈班（Athi Nahappan）领导的皇家委员会在1968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地方政府选举的选民反应冷淡，偶尔也出现候选人不足的现象。

皇委员会建议保留地方层级的民主机构，并从民主原则出发，重整地方政府，以重建和巩固国家团结。这个七人小组也在报告书中笼统地提出民选地方政府的效率问题。

虽 说皇委会的七名成员大部分都有联盟背景，一开始即存在独立性的争议，但它在报告书中却提出了民间乐见的建议，包括西马每个州首府由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地 方政府管辖，地方代表的选举应延伸到州首府以外的地方政府。报告也说，政党政治虽有好坏，可是仍应允许其存在，独立人士也应继续享有参选权。可是，皇委会 的报告在呈交三年之后才正式发布。

内阁后来成立由科技、研究和地方政府部秘书长哈山莫哈末诺（Hassan Mohd Nor）领导的内阁委员会，重估皇委会的报告。内阁成立委员会“检讨”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已是非常惊人之举，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份出现在皇委会报告“附录” （Appendix）部分的内阁委员会报告推翻了皇委会的建议。它提出的“反建议”，为政府冻结地方政府选举提供了“合理性”。

内阁委会推翻皇委会建议

根 据妇女发展组织（Women Development Collective）最近出版的书籍——《重新定位管理——妇女权益和地方政府的参与权》（Redefining Governance: Women’s Rights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Local Government），内阁委员会在1971年6月4日提呈的报告中，建议冻结地方政府选举。

内阁委员会建议冻结地方议会选举的理由，包括指它无助于达成西马的国家团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有违第二马来西亚计划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内阁委员会也认为，地方议会选举复杂及耗费高昂，且令到地方层级出现“过度民主化”（over-democratisation）和“过度管治”（over-government）的现象。

委 员会也说，地方政府选举把决策过程复杂化，同时无法解决行政疏漏和失责的问题；选举会导致超过100个地方政府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导向“垂直跨政府关系”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s），以致政治和行政分散和脆弱的跨种族关系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失衡，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团结。

国阵怕输取消市乡选举

陈凯希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访时，反驳民选市乡议会“缺乏效率、管理失当”之说。他说，此类问题都是藉口，吊销地方政府选举最大的原因，乃在野党在市乡选举的胜利，对联盟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这名在60年代叱咤风云的前左派领袖说：“他们（联盟）选来选去，每一次选都输，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也担心会影响到国会选举，所以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不给它再选了。”

顾兴光（右图）则说：“一句话说完，地方选举的被取消，是因为当年执政党逢选必输，一连失掉几个市议会和地方议会政权，再选下去，由下而上延伸，州和中央政权都会不保。”

他还透露了一段与皇委会主席纳哈班“瞬间交手”的经验：“当年以纳哈班上议员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装模作样咨询民意来到马六甲的时候，我亲口问纳哈班，如果执政党不是在市议会选举中兵败如山倒，政府会建议取消地方选举吗？他给我的回应是笑而不答。”

在1959年至1963年间，社阵、人民进步党等在野党在市乡议会选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包括先后在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等市议会取得了执政权，也控制了增江、沙登、沙叻秀、双溪古月等地方议会。提及这段历史，许多左派人士皆以“狂风扫落叶”形容当时的胜利。

多个市乡议会管理失当

在狂风中走过来的陈凯希和符昌和无法认同“选民反应冷淡”和“缺乏候选人”之说。符昌和回应：“不可能，不可能，那时竞争很激烈，候选人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陈凯希（左图）补充，当时的居民都非常注重地方上的选举，而人民也感觉到，地方政府选举也比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选举更贴近民生。

吴万里也认为，在野党执政多个市乡议会，是联盟政府腰斩地方政府选举的原因，无论如何，他指出，各地市议会和新村地方议会确实有管理失当的问题。

他告诉《独立新闻在线》：“整体而言，除了怡保市议会，大多数市议会都无法非常有效地操作。可是必须说的是，还是做成了很多好事，譬如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为母亲和孩子提供医药服务、较有效率的巴士服务和水电供应等。它也兴建了全国第一个体育馆。”

各地地方政府的素质存在很大的落差，吴万里说：“很多新村的管理都差强人意，部分原因是缺乏金钱。”尽管如此，他予以怡保市议会非常高的评价：“怡保市议会运作得非常好，怡保被评为我国最干净的城市。”

敦拉萨：过度管治

也是前理科大学副教授的吴万里在《地》文中引述时任首相阿都拉萨（Abdul Razak，右图）的一段话，显露政府早已有意取消地方政府选举。

阿都拉萨在1971年7月说：“……民选地方政府的存在，已经导致我们这个小国家过度管治（over governed）……政府非常清楚，在这个层次举办选举造成了时间、金钱和资源的浪费，而人们在国州选举中，都有充分的机会加入政府。”

这名有“发展之父”之誉的前首相也指出：“民选地方政府大多无法良好操作，在过去多年来都没有进步，有的只是越变越坏。”

阿都拉萨的论点，与内阁委员会如出一辙。内阁委员会的建议，最终导致国会在1976年立法废除地方议会选举。国会在1976年制定的《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5条款注明，“所有与地方政府选举相关的条文必须停止生效”，正式为地方议会选举画上一个句号。

寻回第三票系列（三）

没了地方选举淡了人情味
前民选议员嗟叹今非昔比

【本刊陈慧思撰述】在基 本设备和物资匮乏的1960年代，新村村民和市区市民以手中一票选出心目中的领导人，引领他们展开社区管理和建设工作。球场，铺平了；自卫团，成立了；社 区里人与人的情感，也在一系列的大扫除（gotong-royong）活动中，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比照今昔，曾经身历其境的前政治领袖皆嗟叹，今非昔 比。

回忆选民握有第三张选票的日子，曾积极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的前左派政治人物皆无限怀想。在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曾任劳工党总秘书的陈凯希认为，废除地方政府选举除了抹煞了居民的民主参与权，也一并勾销了社区温暖的人情味。

他说，与国州议会选举比较，市议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较贴近草根阶层，可提供机会予草根人民管理自身事务。

陈凯希（右图）是风云一时的青年领袖，曾在1960年代的民主选举中当选新山市议员，28岁就因参加社会主义阵线发动的游行而被捕入狱八年。目前经商的他指出，参与遴选地方领袖，可令当地居民对地方建设较有参与感。

“他们自己负责饮食起居、道路、卫生，所有有关环境和河流、交通、休闲场所、运动场、学校等等，都有参与其中。居民把具体的意见提给地方议会或市议会，意义就很大了，所有人都有参与感。”

《马来亚劳工党历史图片集》收录了一张陈凯希坐在三轮车上竞选的照片（上图）。当时透过大喇叭宣传造势的他年少气盛、意气风发。今天的陈凯希已是国内著名的中国保健品贸易商。

自1965年最后一场地方选举落幕之后，“地方民主参与”的概念也跟着剥落。1966年联盟（国阵前身）在国会制订《地方政府选举修正法案》，允许联邦政府接管各市议会，劳工党槟城分部就已号召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州政府剥夺人民的地方民主参与权。

2005 年3月1日，民主行动党正式推介“还我第三票”运动，耕耘数年，终在今年大选产生效应。今年3月8日大选，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突破性地执政五 个州属，为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掀露一线曙光。阔别地方政府选举40余载的人民，可望重拾意义重大的地方民主参与权。

消失了，gotong-royong

今日回顾地方民主闪耀的日子，曾是地方民主新星的前地方议员皆感慨，充满笑声的“gotong-royong”（分工合作）活动，已与新村人阔别约半个世纪；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已随着地方民主的消失，逐渐淡化、消散。

前增江新村地方议会主席符昌和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在他任内，平均一至两个月发动一次大扫除，集合两三百名村民的力量，配合地方议会的垃圾车，群策群力清理沟渠、打理环境卫生。

他感慨：“一宣布委任，就完了。这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看过一次大扫除，也没有看过村民一起出来帮忙解决卫生问题，没有了。”

增江新村于1957年起推行局部地方议会选举以前，地方议员皆由马华公会代表和亲政府的地方商人出任。在增江新村土生土长的他，有感官委的马华公会地方议员“无能”， 而在该村在1960年全面落实地方议会选举时竞逐地方议员一职。

21岁的符昌和（左图）首次竞逐，就击败来自马华公会的对手，出任地方议员并被推选为地方议会主席，领导当时全国最大的新村增江新村。

曾在1960年代出任新山民选市议员的陈凯希也说：“大扫除是经常有的，比如社阵控制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经常举行大扫除，道路不好他们自己修，出钱出力。”

与此同时，他透露，一旦地方上发生天灾人祸，居民们皆发挥互助精神，协助灾黎重建家园；有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还成立自卫团，提升地方上的安全。

他 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活动，乡亲们大家互相来往，一碰到什么事情，就集体行动帮助，有什么天灾人祸，都全面出动。……如果有穷 苦的居民的屋子被风吹倒了，他们还会去帮忙他，这种就叫做‘bergotong-royong’，集体服务，很有人情味。”

甲市议会曾列四官方语文

当年的市议会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县市内的卫生、交通、建筑计划、水务等等，皆由议会管辖，地税和门牌税则是市议会和地方议会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前民选市议员的叙述看来，地方政府若能善加利用税收，可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曾任马六甲市议会署理主席的顾兴光（右图）告诉《独立新闻在线》，社阵执政马六甲市议会期间，首先取消了三轮车夫的牌照费，设立马六甲海边小贩营业区，建立圣保罗山水塔加强市区水压，同时建造武吉士钵阁现代化储滤水池，改善甲市水供长年污染的情况。

他说：“当然，我们也废除了英殖民政府遗留下来、被联盟控制市议会时期沿用的象征市主席权威的权杖和胸徽。”

社阵执政马六甲市期间，除了加强市区福利，也作出了大胆的政策革新。顾兴光担任甲市议会署理主席时，挑战《联邦宪法》把马来文定为联邦语言的规定，把四种主要语言同列为“市议会官方语文”。

顾兴光指出，社阵执政马六甲市议会后，随即设立公众投诉局，聘请四名精通不同语文的临时雇员，专司市民投诉事务，接受市民以国、英、华和淡米尔文书写和口头投诉，得到广大市民热烈反应和赞扬。

他 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电邮专访时说：“我提出列国、英、华和淡米尔四种语文为市议会官方语文，获得全体议员常月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代表联盟的马华公会、 巫统和印度国大党议员全部缺席。这是全国唯一市议会通过的官方语文决议，中央和甲州政府大表不满，声言绝不承认这项决议。”

他指出，当时的国家语文局局长端赛那雪发表强烈声明，指责马六甲市议会违宪。“我要他管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只会更改英文拼音，创造驴非驴、马非马的‘马来文’遭人取笑，同时提醒他无权插手马六甲市议会事务。”

由 于今日的县市议员皆由政党委任，今天县市挑战州或联邦规定，是闻所未闻的事。市议会的大胆革新，与村民携手美化环境的景象一般，只可能出现在民选时代。从 上述市乡议员的回顾看来，自1965年《紧急（吊销地方政府选举）条规》颁布以来，我国人民除了失去了民主参与权，也失去了伴随民主参与权而来的社区活力 及自主性。